社会中的国家2.0：迈向第四代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专题

编者按

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国家因何而出现？为什么有的国家强大，有的国家弱小？王裕华教授将“二战”后社会科学中关于国家的理论研究分为三代，分别是：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代表的社会中心观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找回国家”的国家中心主义观点；以乔尔·米格代尔等学者为核心的“社会中的国家”观点。这三本书一个重要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国家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看，为了深刻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将国家与社会视为相互转化的实体，由此作者在分析中国古代精英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2.0”模型，包含三种理想的国家—社会联系类型，分别是星型网络、领结型网络、指环型网络。本文对于国家理论的文献做了系统全面的纵览和深描，在此基础上对新进国家研究的突破进行了理论定位，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2.0”分析框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感谢北京大学《国家研究》荐稿】

社会中的国家2.0：迈向第四代国家理论

作者：

王裕华，哈佛大学
译者：

刘燚飞，北京大学

引文格式（GB-2015）：

王裕华，社会中的国家2.0：迈向第四代国家理论[J].国家研究,2022，1：212-242

内容摘要

作者认为“二战”后的这些关于国家理论的研究，局限于相对较短的时间和特定的地区。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三本关于国家理论的著作进行了述评，分别是詹姆斯·C.斯科特的《反对谷物：早期国家的深刻历史》（耶鲁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大卫·斯塔萨维奇的《民主的兴衰：从古代到今天的全球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以及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 罗宾逊的《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企鹅出版社2019年版)。

关键词

国家；国家形成；国家发展；民主；国家—社会关系

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组织。自公元前4000年至前2000 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早期国家的迹象以来，国家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在规模、功能、形式和力量方面经历了多次变革，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织。

国家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它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为什么有的国家强大，有的国家弱小？为什么有些国家由民主选举的领导人统治，而另一些国家则由独裁者统治？这些久经时间磨砺的问题已经在社会科学领域催生了几代杰出的学术传统。

我认为关于国家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由三代学者组成。20世纪50—70年代，以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采取了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观点：他们将国家视为不同社会群体和阶级争夺权力的舞台。20世纪80年代的“找回国家”运动最好地反映了第二代学者所采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将国家视为独立于社会的行为体。这种专注于国际竞争和统治者与精英讨价还价的理论分支，产出了一些关于国家建设的最有影响力的论点。第三代学者反思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承认国家不是独立于社会的，而且必须经常与社会竞争以获得主导地位。利用“社会中的国家”观点，这一代学者将其见解应用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新独立国家的国家建设进程，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产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系列研究成果。

然而，现有的大部分学术研究都集中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世界区域。这种狭隘的时空聚焦引发了人们对国家理论学者过去论点的“应用范围”的质疑。他们的争论有可能只是反映了他们所研究的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

斯科特、斯塔萨维奇以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最近出版的三本书通过考虑整个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而推进了这部分文献。这三本书认识到国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展开，因此回归了社会科学理论创始人卡尔·马克思、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的宏大理论方法。

这些书籍从理论上探讨了国家与社会在数千年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二战”后关于这一主题的大多数开创性著作那样，只专注于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以前的大多数研究假定现代国家已经形成并且相对稳定，但这三本书追溯到悠久的历史，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它们还质疑了国家独立于社会的流行假设；认为这两个行为体是相互转化的，并评估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这些书统合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和“社会中的国家”观点（来自上文讨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在论证社会能够影响国家的条件时也更加明确。它们对以前的作品进行了创新的综合，代表了第四代国家理论的进展。

这些书还指出了国家理论可能发展的两个潜在新方向。第一，这些书倾向于回溯悠久的历史，不可避免地要优先考虑政治发展的起源。在这三部作品中，初始条件，也就是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对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后来的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可能低估了一个国家在走上特定轨道后其政治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的重要性。例如，将中国的政治历史定性为从秦朝开始的不间断的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对于对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感兴趣的比较政治学家来说，肯定是过于一般化的。

第二，虽然这三本书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评估国家的发展，但它们的框架将国家和社会视为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实体。它们的论述将国家视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体，将自己置于社会之中，试图改造社会；由各种社会团体代表的社会反过来又阻碍或促进一个有效国家的发展。然而，正如许多前现代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显示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国家精英往往因其社会关系而具有不同的利益，然而社会精英往往被赋予国家职能，并作为国家代理人行事。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对国家垄断暴力的定义只是一种理想型。在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合作，提供保护和正义。同样，社会也不应被视为与国家竞争；按照社会学传统，一个更有用的概念化是将社会视为“一个模式化的互动网络”，突出其关系性特征，包括其与国家的联系。

沿着这两个方向推进国家理论，在该领域最近的贡献基础上，我提出了一个我称之为“社会中的国家2.0”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国家与社会的联系通过精英社会网络来塑造国家的力量和形式。该框架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分析视角，对连接国家—社会关系的“中观”动力有了新的认识。这种互动将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广泛历史趋势与影响特定时间和地点日常生活的结果联系起来。

一、三代国家理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三本书的贡献，我首先将现代社会科学关于国家的文献分为三个视角：社会中心、国家中心和社会中的国家。下面对每个视角依次进行讨论。

(一)社会中心的视角

“二战”后，现代社会科学摆脱了对宪法原则的旧制度主义研究，而转向更加注重对人类行为经验的调查。在这场行为主义革命中，以社会为 中心去解释政治和政府活动的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60 年代成为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主流。政府是社会和经济团体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竞技场。这一代的学者们主要把政府的决策和公共政策作为利益的结果。因此，他们研究谁参与了决策过程，他们的“输入”如何转化为政府的“输出”,并评估政府代表了谁的利益。

多元主义传统利用社会团体来解释政治。在一项开创性的贡献中，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研究了不同群体如何参与和影响决策，并表明权力分散在相互竞争的多个群体中。在一项理论综述中，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提供了一个关于利益集团如何对其他群体和政府机构提出某些要求的框架。他认为国家没有独立的利益，并提出应该把属于同一群体的个人视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参与者。

结构功能主义传统采用更宏观层次的分析。深深扎根于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就像一个拥有不同部分或“器官”的“身体”。根据这个观点，机构的存在是为了履行一定的职能，政府机构是系统的组成部分，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作用。社会和经济团体为政府提供输入，然后政府产生输出。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中各阶级的构成和权力关系也随之变化，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用国家机器支配其他阶级，并保持自己所青睐的生产方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一部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宏大叙述中指出，拥有土地的精英们创造并利用了“专制国家”来剥削农民。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国际政治上运用阶级中心的观点，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 认为“核心”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外围”国家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这一理论认为，边缘国家产业欠发达是因为它们依赖核心国家的资本。

在这三种理论观点中，国家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它是一个社会群体竞争的舞台（多元主义者的观点），是一个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组织 （结构功能主义者的观点），或者是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二)国家中心的视角

随着战后时代的展开，以社会为中心的观点越来越无法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继续奉行战时施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随着国家成为福利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继续增加。独立浪潮下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产生了几十个新国家，这些国家努力摆脱殖民历史，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开始面临来自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烈竞争，这些国家依赖“发展型国家”来引导其经济。

1983 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成立了国家和社会结构研究规划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促进来自多个学科的学者之间的持续合作，这些学者对国家作为行为体和制度结构的兴趣日益浓厚”，它的第一份出版物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找回国家》。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和西达·斯考契波（Theda Skocpol）指出： “直到最近，在比较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并没有强调国家作为组织结构或潜在的自治行为体。”在导论章中，西达·斯考契波认为， 国家制定和追求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反映社会群体、阶级或社会的需求。当“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利益隔绝”的“国家官员组织一致的集体”推出独特的国家战略时，国家就能获得自主性。

一旦国家可以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官员集体，研究人员就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单一的参与者进行分析。这种方法的回报是巨大的。这个阵营中最有影响力的论点之一是国家间竞争推动了国家建构。由奥托·辛策（Otto Hintze）提出，由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推广，人们普遍认为，外部战争会激励国家精英发展中央财政体系、现代官僚制度和常备军。正如蒂利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战争造就了国家”。

战争主义者为后来的研究设定了议程，许多后续工作都集中在战争（或战争的缺席）如何影响欧洲以外的国家建构。例如，学者们用战争解释中国秦代的统一，并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负面案例证明了蒂利的观点：那里没有（大规模）战争，因而也没有国家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阵营中的许多学者从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主义发展到强调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重要性的历史制度主义方法。

这个以国家为中心的阵营的另一个分支是国家建构的制度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以理性选择为视角，关注国家精英及其与统治者讨价还价的能力。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将这种做法背后的推动力称为“把人带回国家”。对于理性主义国家理论家来说，构成国家的代理人，而不是国家本身，才是行动者。这种机构焦点将理性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区分开来，后者专注于人口、地理和地缘政治等宏观层面的因素。

在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中，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巴里·温加斯（Barry  Weingast）认为，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这巩固了国王对精英阶层的承诺，这些精英阶层急需财政支持来资助战争。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和唐纳德·莱恩（Donald Lien）研究了资本流动性如何影响精英们的议价能力，提出对商业（流动资本）征税产生了英国早期的民主，对土地（固定资本）征税则产生了法国的专制主义。对玛格丽特·列维来说，统治者是收入最大化者，但受制于议价能力、交易成本和在位时间。根据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的说法，通过将精英招聘和晋升制度化来建设国家能力，将剥夺统治者利用这些职位作为奖励的机会，从而造成“政治家的困境”。

战争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都分析了独立于社会的国家建构。由于国家精英是独立于社会的，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内部的谈判最终决定了国家的组织方式和强大程度。

（三）社会中的国家视角

在国家中心主义的鼎盛时期，一些研究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新独立国家的学者发现，这些国家往往需要在与强大的社会力量的竞争中努力建立权威。这些社会力量（如部落、宗族或酋长）要么是过去的遗产，要么是最近被殖民列强授权的。尽管这些国家已经建立了中央政府，在首都有一个人手充足的官僚机构，但中央往往发现很难将其权力投射到国家的偏远角落。在那里传统的权威仍然控制着人们的生活。

在1989年出版的《强社会与弱国家》一书的序言中，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指出，“至少对于第三世界来说，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 有点像在不了解老鼠的情况下设计捕鼠器”。他坚持认为，当时的文献“似乎把”值得质疑的东西“视为已知”：国家的自主性和国家力量。米格代尔接着提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成为有效建立行为规则的社会组织方面存在严重困难。在他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型中，国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社会组织共存，这些社会组织都努力通过使用各种制裁、奖励和象征来行使社会控制，诱使人们遵守某些规则或规范。这些社会组织从小型家庭、社区团体到大型外资企业都有。国家能否战胜这些组织，取得优势，取决于它能否最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战略”。

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方法提供了一种研究国家的新方法。关键的见解是，我们应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使用定量社会科学术语，米格代尔指出以国家为中心的文献出现了“遗漏变量偏差”。例如，他的案例研究表明，国家能力即实施政策和动员公众的能力，取决于社会的结构。当社会强大时，国家往往难以确立主导地位。一个强大的社会只能被“灾难性事件”削弱，比如自然灾害或战争。

国家—社会关系这一传统产生了富有成效的文献。有些学者探讨了社会力量如何制约国家权力。在许慧文（Vivienne Shue）对中国政府的研究中，她认为帝国政府的“触角”受到了由士绅家庭组成的农村“蜂巢” 结构的限制。文献的另一部分研究了将社会力量纳入国家如何塑造国家目标和能力。例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期间将工人阶级纳入其领导，这影响了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目标。

1994年，米格代尔、阿图尔·科里和许慧文主编的《国家权力和社会势力》一书正式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展示了这种方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各种现象的能力。

二、新一代国家研究学者

这里评论的三本书代表了新一代的国家研究。与“二战”后有关国家的文献不同，这三本书分析了蒂利所说的“大结构、大过程、大对比”。“二战”后的文献研究的是相对较短的时期和特定的世界地区。使用博弈论术语，这三本书都描述了多个稳态均衡，并详细说明了在何种条件下，各个状态沿着特定的轨迹走向不同的平衡。这种动态的观点有助于调和早期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之间的争论。这些早期的方法可能只是描述了国家发展的不同均衡状态。社会导向的学者可能看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和一个被动的国家，因而决定关注社会，而国家导向的学者可能看到了一个更活跃的国家，并认为国家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

均衡是慢慢转变的。正如这三本书所显示的那样，推动政治发展的结构性变革需要几个世纪展开。这种时间上的跨度需要研究人员深入研究历史。这三本书都涵盖了至少两千年的时间跨度，但作者们超越了事件的编年史：他们增加了一个分析的视角。只有当我们用这台移动缓慢、时间遥远的望远镜来审视政治时，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事物的变化。正如黑格尔的格言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来临时才开始飞行。”

（一）《反对谷物》

关于早期国家出现的标准说法是这样的：智人以分散的、游牧的狩猎—采集群体的形式存在了数百万年。渐渐地，他们发明了定居农业，开始享受粮食剩余，并发展了社会等级制度。 一个领导者——牧师、战士、管理者或有魅力的人——走到前面，开始使用他们的权力。这种政体的组织逐渐发展成一种早期的国家。这是一种关于进步的叙述：农业使定居成为可能，提高了生产力，帮助创造了一种远远优于“原始”生存的生活方式。这种叙述仍然是现代社会科学为国家辩护的基本前提。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将“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状态描述为：“人的生活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霍布斯认为，利维坦会带来秩序，保护人们不受彼此和这种可怕命运的伤害。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的《反对谷物》（Against the Grain）为这种国家即文明的主题提供了另一种强有力的叙事。他综合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人类学证据，在公元前6500年到前1600年，这一地区是第一个“原始”国家的心脏地带，然后提出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问题：国家真的让我们活得更好吗？

延续他早期作品中的一个主题，斯科特展示了在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国家从来都不是自然或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确定国家主导的时代开始于公元1600年左右，并考虑到智人在大约20万年前作为亚种出现，那么国家只主宰了我们物种政治生活的最后1%的1/5。在人类的大部分经历中，我们生活在小型的、流动的、分散的、相对平等的狩猎和采集群体中。

国家形成的过程也与我们从传统智慧中所知道的相差甚远。第一个国家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在第一批作物被驯化和人们开始建立永久定居点的4000多年后。斯科特认为，这种巨大的滞后表明，农业和定居人口是“形成国家必要但不充分的基础”。

这些早期国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气候的变化限制了人类的生存选择。斯科特引用了考古学家汉斯·尼森（Hans Nissen）的著作，指出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海平面急剧下降，幼发拉底河的水量减少。河流收缩回它们的主河道，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在剩余的水资源周围，人口越来越集中。“气候变化”，斯科特断言，“强化了谷物和人力要素，这对国家的形成是理想的。”

《反对谷物》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谷物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斯科特指出，所有古代国家，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  域国家，都是谷物：小麦、大麦和小米产地。没有木薯国家，没有西米国家、山药国家、芋头国家、大蕉国家、面包果国家或甘薯国家，当然也没有香蕉共和国。原因在于它们的“易读性”:谷物最适合集中生产、税收  评估、划拨、地籍调查、储存和配给。相比之下，块茎木薯（又名木薯、丝兰）生长在地下，不需要什么照顾，很容易隐藏，一年就成熟，最重要的是，可以安全地留在地下，可以食用长达两年。如果政府想要你的木薯，它就必须来把块茎一个个挖出来，这样一来，它就成了一车价值不大、运输起来重量很大的东西。从前现代“税务员”的角度评估作物，谷物是最受青睐的，而块根和块茎是最不受青睐的。因此，斯科特总结道：“谷物造就国家。”

按照传统的说法，文明始于国家形成之后。政治秩序取代了残酷、野蛮、原始、无法无天、暴力的狩猎者和游牧者的世界。斯科特最有趣的见解是，世界各地的人其实通常都抵制被国家统治，而那些无法逃离国家的人会遭受痛苦。

一旦一个国家形成，它就会努力营造一个清晰的、可征税的、统一的作物图景，并通过强制和限制来控制人口。引用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话，斯科特认为中国的长城不仅是为了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是为了阻止中国纳税人的逃离。政府不必费事自己种庄稼，只需从居民手中征收即可。国家还创造了“奴役制度”——强迫劳动、债务奴役、农奴制、公共奴役和贡品，以及各种形式的奴役——以控制生产资料，创造盈余。传染病也更有可能在定居人口中传播，这往往会导致国 家崩溃。与没有国家的霍布斯世界的肮脏生活对比，在国家控制下的世界同样充满了苦差事和疾病。

斯科特认为，国家以外的生活反而是自由和健康的。农业国家形成后随之而来的是“野蛮人的黄金时代”。游牧文明可以与农业国家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必要时增加贡品和掠夺，避免税收和农业劳动力的不便，享受更有营养和多样化的饮食，以及更大的流动性。这种“自然状态”听起来比传统叙事描述的要愉快得多。

詹姆斯·斯科特的《反对谷物》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书，它将各种证据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叙事。这种叙事对研究中东的人类学 家来说可能很熟悉，但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却很新鲜。他那通俗而优美的散文，加上他那辩论导向的语气，使读者在关于早期国家历史的学术辩论中 感到愉悦和轻松。最重要的是，通过关注“过于”强大的国家，这本书为不断增长的关于国家政治经济的文献做出了非常重要和原创的贡献。

（二）《民主的兴衰》

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组织方式方面。一些国家发展成为民主国家，实行竞争性选举和普选，而另一些国家则成为专制国家，政治权力不受限制地集中在一个人、一群精英或一个政党手中。有几项研究探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7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到巴林顿·摩尔的社会解释，再到对不平等和再分配的关注，学者们研究了经济发展、社会阶级和精英激励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

大卫·斯塔萨维奇的《民主的兴衰》是一部雄心勃勃、深入透彻的著作，分析了从古代到今天民主的早期和现代形式的演变。他介绍了一个新的和独特的框架，强调了政体的规模和社会是否有国家迫切需要的东西，如信息、税收或人力。然后，斯塔萨维奇使用这个框架来说明欧洲、中国、中东和美国的国家发展路径。

传统观点似乎认为欧洲是民主国家的诞生地。民主政治的迹象可以追溯到雅典，13世纪西欧出现的议会为现代民主铺平了道路。然而，斯塔萨维奇的研究表明，早期民主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更为普遍。

如果我们将早期民主定义为统治者必须获得议会或集会同意的一种政府形式，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区找到这样的例子，如美索不达米亚、古印 度、美洲东北部的林地、中美洲和中非。同意统治的实践对人类来说是自然的，并不是欧洲独有的。

斯塔萨维奇认为，促进早期民主的主要因素有三个。第一个因素是这种类型的政府更可能出现在小规模的社会中，在这种环境中，社会成员可以定期参加议会和集会。第二个因素是统治者缺乏关于经济生产的信息， 例如，种植模式会造成农业产量的不确定性和巨大变化。当统治者没有国家官僚机构的时候就无法掌握地方经济产量的信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使统治者通过议会与地方社会精英分享权力，以帮助统治者获取地方经济生产的信息以决定征收哪种税。第三个因素涉及国家对社会的需求程度和社会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能做多少事情之间的平衡。当国家需要更多的收入和人力时，比如战争期间，统治者就给人民政治权利。如果民众有迁移到新地点的“退出选择”，社会的议价能力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民主的兴衰》一书中最有趣的观点之一是，国家的“衰弱”促进了早期民主的萌芽。这正是它们在欧洲出现的方式。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多年里，欧洲统治者没有能力评估地方经济的生产情况，这使得他们无法根据这些数据征税。与只有单一黄土高原的中国和拥有肥沃河谷的中东不同，欧洲的土壤沉积物要小得多，而且在地理上彼此分开。因此，欧洲的土壤分布倾向于分散而不是集中化的农业，这创造了一种分散的社会模式，并促使建立一个官僚机构变得困难。落后的国家官僚机构让欧洲统治者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谈判和征求该地区不断发展的城镇的同意来治理国家。尽管欧洲人没有发明这种治理方式，但他们确实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创新，发展了一种明确的政治代表理论，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基于罗马法的术语。他们还通过将代议制扩大到大政体，通过谈判和同意实现治理概念的现代化。

对于为什么欧洲走民主道路，而中国和中东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传统的解释要么是注重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教的文化观点，要么是功能主义观点，比如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力专制”理论。然而， 斯塔萨维奇认为，民主没有在中国和中东发展，因为这两个地方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强大的国家。中国很早就建立了持久的官僚秩序。与西欧不同， 黄土高原的地理条件有利于集约高产农业的早期发展。中国在生产和测量 技术上的进步也促进了其官僚体制的发展。 一旦拥有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中国政府就可以在不依赖地方议会的情况下获取收入。斯塔萨维奇并 不认为中国是个例外；相反，他认为中国追求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非常稳定的政治发展道路。

在中东，早期民主是前伊斯兰阿拉伯的常态。民主实践在倭马亚和阿巴斯（Umayyad and Abbasid）的哈里发统治下消亡，但原因与宗教教义无关。这些哈里发国的统治者在鼎盛时期继承了萨珊帝国（Sasanian Em-pire）的国家官僚体制，这让他们可以寻求独裁。穆斯林统治者同样通过征服从埃及继承了强大的官僚制度。地理因素推动了这一趋势：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富饶的河谷促进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斯塔萨维奇的一个重要见解是政治发展的顺序非常重要：官僚体系既可以替代民主，也可以补充民主。这完全取决于事件的先后顺序。如果官僚体系先出现，就像中国那样，那么统治者就不需要民主了。如果民主先出现，国民就会定期参加议会或集会，形成集体行动的习惯。即使在官僚机构发展起来之后，这样的行动也可能会限制统治者，就像在欧洲发生的那样。议会和官僚机构可以相互补充，因为官僚机构在某些任务中会有更强的技能。

尽管早期民主在世界许多角落兴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许多社会中消失了。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统治者获得了用于监控生产的新技术(如书写)，以及人们发现很难迁移到新地区，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在一些坚持早期民主的社会中， 一种新的政府形式演变成了现在所知的现代民主。

英国是早期民主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先驱者。这一转变的关键一步是集中决策。在中世纪的欧洲议会中，代表们不能自由支持或反对他们认为合适的政策；相反，他们的选民对他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给予了严格的指示。这种授权制度的动机是担心代表们会被中央政府抓住、拉拢或腐化。在13世纪和14世纪，英国君主确立了一种规范，即议会代表不应受此类授权的约束。1688年后，随着议会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授权制度的终结导致了国家立法机构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能力。这使得议会在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这个时期，英国还没有完成向现代民主的过渡；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它没有建立普选制度。

美国进一步发展了现代民主。两个因素推动着这种发展。第一，是最初的土地充裕和劳动力短缺的背景，这使得联邦政府开放了广泛的选举权，以解放白人男性。第二，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努力消除早期民主的某些特征，扩大众议员与社会之间的距离。然而，由于劳动力短缺，替代策略是依靠强迫劳工，这些劳工很容易与欧洲人口区分开来，而且没有很好的退出选择。结果是非洲人被奴役。

这篇简短的评论当然不能公正地评价这本书中关于2000多年民主历史的广泛讨论。《民主的兴衰》是一本改变范式的书，它将塑造关于未来几十年国家建设、民主化和相对政治发展的辩论。

（三）《狭窄的走廊》

人类的自由不受国家或社会的强迫而做出自由选择如何才能实现？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是有一个利维坦。但利维坦是双面的：它防止暴力，提供政治秩序，但它也通过使公民噤声、监禁、致残，有时甚至杀戮来控制公民。

达龙 · 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 ·A. 罗宾逊提供了一个新的答案。他们认为，为了自由的出现和繁荣，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实现权力的平衡。 一个强大的国家控制暴力、执行法律并提供公共服务，这对人民的生活至关重要，使他们有权做出和追求自己的选择。但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员起来的社会来控制和束缚强大的国家。在动员的社会中，人们参与政治，必要时进行抗议，如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就投票让他们下台。

因此，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变化产生了三种情景。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比社会更强大：在如何使用其权力和能力方面，国家不给社会任何发言 权。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这种情形称为“专制的利维坦”。在第二种情况下，社会比国家强大得多：传统的社会组织，如部落、族长或宗亲团体，利用传统创造了一个“习俗的笼子”,限制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在 这样的社会中，利维坦太弱了，无法打破这个习俗的笼子，人们被困在一 套僵化的期望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称之为“缺席的利维坦”。

在专制国家和缺席国家之间，是一条通向自由的狭窄通道，在这条通道中，国家和社会相互平衡：两者都没有优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称这 种现象为“红皇后效应”(出自《爱丽丝梦游仙境》)。国家和社会不仅仅是竞争；它们还合作。这种合作提高了国家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并激发了更大的社会动员来监督这种能力。这种国家—社会的竞争与合作造就了“戴镣铐的利维坦”。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要走哪条路？初始条件似乎很重要。在欧洲，罗马帝国灭亡后几个世纪的条件为“红皇后效应”奠定了基础。从6世纪到10世纪，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继承了剪刀的两个刀刃：一是罗马官僚机构的蓝图，二是日耳曼部落的参与式社会规范。这一组合将欧洲国家置于走廊的入口。

相比之下，中国秦朝（公元前221—前206）早期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禁止民众参与政府，社会组织仍然薄弱。例如，所有的商人集团都起源 于中国不同地区的“商会”。这些协会由来自特定区域或城镇的家庭团体组成，他们彼此不合作，对投资公共服务和组织没有兴趣。国家强，社会弱，使中国走上了专制的道路。

另一个极端是印度，在那里，习俗的牢笼一直很牢固。种姓制度的巩固，以及国家对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屈从，使社会支离破碎，并导致它背叛自己。印度社会不是一个整体，它的内部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种姓制度造成的分裂和分类使社会无法组织起来监督国家。没有“红皇后效应”重塑社会身份的动力。因为政治参与是建立在种姓制度的基础上的，国家支持并依赖种姓制 度的支持，种姓身份一再得到确认，对自由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尽管印度自1950年以来一直是一个民主国家，并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经济 “自由化”,但种姓制度的主导地位以及各种限制、分裂和等级制度一直在持续，并造就了一个没有真正能力或兴趣帮助最贫穷公民的国家。

专制的利维坦和缺席的利维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破坏人类的自由，而“纸老虎的利维坦”同时有以上两种状态最大的缺点。纸老虎的利维坦有国家的外观，能够在一些有限的领域和一些主要城市行使一些权力。但这种力量是空洞的；在大多数领域，它是不连贯和混乱的，在边远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纸老虎的利维坦存在于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其他几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

《狭窄的走廊》一书中最重要的见解之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平衡是一条走廊，而不是一扇门：实现自由是一个涉及持续的、日复一日的斗争的过程。一个国家如果走出走廊，就会陷入滑坡。德国魏玛共和国就是这种下滑的最好例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魏玛时期的德国政府和社会并没有支持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而是参与了一场“零和”竞赛，双方都为了生存而企图摧毁对方。作者认为，问题在于普鲁士的土地贵族。土地利益集团经常从零和的角度看待社会的加强和民主的开始。与工业家和专业人士不同，那些人凭借自己的专长、知识和技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能在这条走廊里蓬勃发展，而土地所有者担心失去自己的土地。而相比于工业家和专业人士的工厂，土地更容易被夺走。土地所有者也担心，由于民主政治的结果，政治重心从他们身上转移，他们会被边缘化。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对迅速发展的“戴镣铐的利维坦”持怀疑态度。这些态度不仅在关键时刻支持镇压而不是妥协，还为纳粹党等右翼边缘组织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环境。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 罗宾逊的概念框架的一个吸引人的特点是，它可以与现有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没有太多的摩擦。许多关于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起源的社会科学文献强调结构性因素（例如，人口、地理、文化、战争威胁、作物类型和军事技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这些结构性因素是否影响国家取决于之前的国家—社会关系。例如，当一个国家从事国家间竞争时，它可以加强其相对于社会的权力，并使国家更接近专制的利维坦。

《狭窄的走廊》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带领读者经历了一段迷人的旅程，从蒂夫剧院的巫术到墨西哥玉米饼的发明。它更新了我们对民主从何而来以及民主如何能够(也应该)持续下去的理解。它提醒人们，这条走廊是狭窄的，需要保持警惕，以保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适当平衡。

（四）（这三本书的）贡献

从极其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三本书对我们理解国家做出了三个显著的贡献。首先，尽管自霍布斯和韦伯以来，国家一直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概念，但学者们往往发现很难将其概念化为一个变量。部分原因是，国家有时是解释变量，有时是机制，通常是结果。转化和被转化的同时，使对国家的研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因为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更加重视因果推断。

这三本书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把国家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分析。对于斯科特来说，在第一阶段，国家是一个结果变量：生态和气候因素决定了它的形成。一旦国家在第二阶段形成，它就开始改造社会。通过使社会更清晰和限制人口流动，国家接近了理性主义者收入最大化的角色。但是，随着社会的聚集，疾病开始扩散，第三阶段国家崩溃。

对斯塔萨维奇来说，第一阶段的国家实力是早期民主能否出现的重要决定因素。当国家相对于社会处于弱势时，国家必须发展议会来征求信息 和支持。一个同意被治理的社会可以通过向它提供信息、收入和人口，使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强大。这个阶段的状态就是结果。那么关键的 一步就是国家的权力集中化。例如，当英国废除了代表必须受授权约束的要求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这一变化促进了更集中的决策形式，这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初始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动力。这两个角色正在相互转变。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打破习俗的牢笼；一个参与性强的社会反过来可以通过对国家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和委托国家官员汲取资源来加强国家。因此，国家和社会是在等式中经常互换的两个变量。

其次，这三本书对社会权力的构成比以前的研究更明确。对斯塔萨维奇来说，知识就是力量：当社会知道的比国家多时，社会就是强大的。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来说，当人们可以采取集体行动反对国家时，社会就是强大的。弄清楚社会权力意味着什么，对于研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至关重要。虽然社会科学在衡量“国家能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还没有开发出任何可靠的衡量“社会能力”的方法。无论是基于信息还是集体行动，准确地定位社会权力的所在，有助于发展可观察的含义和可检验的假设。

最后，这些新的学术进展也揭示了制度的来源。理性选择论者经常从效率的角度来解释制度变迁。根据这种逻辑，理性的行为者创建制度是为了开发潜在的效率收益。但是，尽管几乎所有地方都有这种需要，但只有少数地方出现了制度创新。例如，光荣革命时期签订的特定类型的宪法协议，只发生在英格兰。

国家—社会视角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答案。斯塔萨维奇、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都认为，当国家迫切需要社会的某些东西（信息、收入或人口）时，制度就会出现。早期民主（用斯塔萨维奇的话说）或包容性制度（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话说）是在社会享有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权力时产生的。这种制度主义的内在观点为比较政治学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以研究为什么国家—社会关系常常变化，而制度变化很少。

三、社会中的国家2.0

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两个重要问题仍然存在。首先，这三本书都将初始条件，特别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相对于社会的国家力量，作为解释一个国家后来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然而，这种对起源的关注使它们的框架无法充分解释一国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后的变化。例如，非洲、中国、中东和中美洲的许多国家一开始都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或王国，但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起落落，在前现代时代解体，而后在现代成为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们具有相似的初始条件却有不同的路径？如何解释这些国家政治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比如国家崩溃？

其次，这些最近出版的书很像以前的研究，倾向于把国家和社会视为独立和竞争的两个实体。然而，在大多数前现代社会，以及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精英都嵌入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传统社会群体（如部落、宗族和民族群体）产出了国家的精英阶层，也定义了这些精英阶层的身份和目标。因此，通过精英社会关系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是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社会结构中的精英对国家实力理想水平的偏好是如何变化的？什么样的精英社会结构有助于统治者的分化和征服，又是什么样的精英社会结构制约着统治者的权力？国家精英与社会联系的不同方式如何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审视国家和社会，而不是将它们作为独立的、单一的行为体，而是将它们作为相互转化的实体，在这些实体中，国家精英与社会力量联系在一起。

我的“社会中的国家2.0”框架代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初步努力。这个框架是一个将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放在中心地位的中观理论。它结合了国家—社会学者的见解，强调两个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它借用了多元主义者的概念，即社会由相互竞争的群体组成。它也建立在理性选择方法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微观基础之上。

图1描述了三种国家—社会联系的理想型。在每个图中，处在中心的点代表国家精英（如中央政府官员）；外围点代表处在不同地方的社会群体，如部落、宗族或民族群体。连线表示社会关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团体）会员关系、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或选举关系。国家精英是他们所联系的社会群体的代理人；他们的目标是影响政府政策，以最低成本为其群体提供最好的服务。

在星型网络（图 a）中，两个中心点（国家精英）直接连接位于不同区域的每个外围点（社会群体）。在领结型网络（图b）中，每个中心点都连接到一组不同的外围点，这些外围点与它们的直接邻居相连，但不与其他中心点相连。在指环型网络（图c）中，每个外围点都与相邻点相连，但没有一个点与中心点相连。

我把这些不同形式的网络称为精英社会地貌（elite social  terrain）。精英社会地貌有一个垂直维度，描述国家精英与地方社会群体的联系，以及一个水平维度，描述国家精英之间的联系。精英社会地貌的三种理想型产生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三种稳定均衡。在每个均衡中，精英社会地貌决定了精英对国家力量的理想水平和国家如何组织的偏好。

（一）国家力量（State Strength）

我的“社会中的国家2.0”框架提供了关于精英对国家能力理想水平偏好的微观视角。国家精英可以利用各种治理结构为其联系的社会群体提供服务。不同治理结构中主要包括公共秩序机构国家和私人秩序机构——宗族、部落或族群。这些结构提供保护和正义等服务，包括防范外部和内部暴力、防范自然灾害、解决争端的正义以及保护人民免受风险的社会政策。

在星型网络中，国家精英最有动力利用国家为他们联系紧密的社会群体提供这些服务。精英阶层的选择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经济方面。当精英阶层与地理上分散的多个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时，依靠中央政府提供服务的效率更高，因为它享有规模经济。在领结型网络中，精英只需要服务于相对较小的区域内的少数群体，私人服务提供效率更高。这是因为资助私人机构为一小部分地区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低于精英阶层为支持中央政府而必须支付的税收。

指环型网络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情况，即国家精英与任何社会群体都没有联系；他们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不能调动必要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国家。因此，他们选择允许社会群体通过自己的部落、宗族或族群提供服务。

第二个考虑因素是社会方面。在星型网络中，社会分裂是横切的（cross-cutting）。集中在某一地区的部落、宗族、族群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地方利益，而不关心国家利益。然而，如果国家精英能够将地理上分散 的多个社会群体连接起来，那么这个社会网络就可以跨越地区鸿沟。这些横切的社会分野激励国家精英聚集多个地方和团体的利益，并将其凝聚到国家一级。因此，星型网络超越了地方利益，培育了一个广泛的国家构建联盟。

然而，在领结型网络中，每个国家精英只代表一小部分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社交网络加剧了现有的区域分裂。于是，中央政府就成了这些精英争夺国家资源、为地方利益服务的舞台。指环型网络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国家精英不重视区域分裂，无法将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

总之，描绘国家精英如何联系社会群体的精英社会地貌的垂直维度决定了精英对国家能力理想水平的偏好。当一个国家从星型网络向指环型网络转变时，他们加强中央政府的动机就会减弱。

（二）国家形式

该框架还可以为描述国家如何组织两种关系提供一些见解。这些关系是：（1）统治者与统治精英之间的关系；（2）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统治者与统治精英的关系中，星型网络代表了一种团结一致的精英，这种精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约束统治者。首先，精英阶层被嵌入一个中央集权的金字塔状结构中，在这个结构中，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横向关系来动员跨地区的广泛社会力量。其次，星型网络中的精英之间的相互联系使他们成为一个团结的群体，这有助于他们在决定反抗统治者时克服集体行动和协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更有可能与精英分享权力。

在领结型网络中，国家精英可以动员一些（以地区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统治者更容易平息集中在某些地域的挑战。此外，精英阶层之间缺乏密集的网络，造成了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所说的“结构漏洞”,使统治者得以进行分化和征服。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更有可能建立绝对统治，以支配精英阶层。

指环型网络中国家精英的议价能力是最弱的，因为他们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同盟，也无法相互协调反对统治者。因此，统治者的专制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达到了顶峰。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星型网络代表着国家的直接统治。统治者收容了地方团体的代表，以收集有关地方社会和经济的信息。有了金字塔形的社会网络，统治者可以依靠国家精英为国家收集收入，并动员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常在启动和资助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防御、司法和公共工程。

领结型网络代表着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代表地方利益的国家精英往往会争夺国家资源，以引向自己的家乡。他们更愿意分配国家资源，把提供公共产品的工作外包给自己的社会群体。有联系的社会群体可以从这些项目中寻求租金，并提高他们在当地社群中的地位。其结果往往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其中国家将其部分职能，如地方防御和公共工程委托给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在资源和合法性方面仍将依赖国家，但将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指环型网络是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所说的“国家内卷” 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依赖社会来执行其许多功能，但却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随着国家进一步内卷，社会群体取代国家成为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导者，并威胁到国家对暴力的垄断。

（三）三种稳态均衡

我认为，精英社会网络的三种理想型都创造了相应的稳态均衡。对于每一种网络类型，两组参与者——统治者和国家精英——都发现，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维持当前的稳定状态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

统治者面临着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力之间的权衡。统治者追求的是国家权力的最大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推动建立一个星型网络。然而，统治者也寻求个人权力和生存的最大化，如果精英们像领结型或指环型网络那样支离破碎，统治者的个人独裁就更容易实现。因此，统治者以国家权力换取个人权力。一个团结一致的精英结构有助于统治者巩固国家，但也会威胁到他们的个人权力。分散的精英结构削弱了国家，但必须克服集体行动的难题才能反抗统治者。因此，分散的精英结构削弱了国家能力，却助长了专制权力。

在每种类型的网络中，精英的目标是有效率地为其社会群体提供服务。星型网络中的精英们的主导策略是动员社会来强化国家，比如贡献金钱和人力资源。如果精英阶层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可以提供有效的全国覆盖，以保护他们的社会群体。然而，在领结型网 络中，精英们更喜欢将国家职能委托给他们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就可以以比向国家政府纳税低得多的价格提供自己的私人服务。但领结型网络中 的社会仍然对保持国家的低水平存在感兴趣。一个具有中等水平能力的国家可以帮助保护社会免受外部敌人或大规模自然灾害等生存威胁。在指环型网络中，社会群体独立于国家。社会群体宁愿为自己保留资源，而不是贡献资源来维持国家的生存。这种平衡状态是最小的，处于崩溃的边缘。表1总结了国家力量和形态的含义。

星型网络创造了一种平衡，我称之为“寡头政治下的国家强化”。在这种均衡中，统治者和国家精英共同控制国家，形成了统治者在平等地位中处于首位的寡头政治。统治者无法获得绝对权力，因为精英阶层可以威胁发动叛乱。在这种均衡中，精英们更喜欢一个强大的政府，因为他们希望利用其规模经济优势为各自的社会群体提供服务。

这种平衡近似于唐朝（618—907）时期的中世纪中国和诺曼征服（1066）之后的英国。在唐朝，中国由门阀贵族统治。这种贵族制是由几百个贵族宗族组成的半世袭制度。这些门阀家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婚姻网络，连接着帝国的各个角落。唐代贵族家庭之间形成的社会地貌就像一个星型网络： 一个连贯的中心连接到外围。在英国，在诺曼征服期间， 一群由（假想的）亲属关系联系起来的诺曼贵族征服了英格兰，并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精英阶层。虽然这些精英有分歧，但他们都是保护中央权力的，因为他们拥有全国各地的土地。他们对国王的支持是英国政治和经济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

我把这种领结型网络平衡称为“伙伴关系下的国家维持”。在这种均衡中，统治者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来控制分散的国家精英，并在这个群体中建立绝对的权力。精英阶层之所以不选择威胁统治者的权力，是因为这种集体行动和协调的成本太高；他们更喜欢一个适度强大的国家，能够保护他们的社会群体免受生存威胁。但他们不希望国家强大到足以从社会中汲取所有资源，因为这将破坏他们的社会群体建立私人秩序机构的努力。统治者接受这种适度的国家权力，因为进一步加强国家需要更团结的精英，这将威胁到统治者的个人权力和生存。国家将部分职能外包给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与国家合作提供公共产品。

这种均衡最好地描绘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10世纪至19世纪中期），中世纪的法国（10世纪至15世纪中期），殖民统治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18世纪至20世纪早期），古典时期的伊斯兰世界（7世纪至12世纪），以及奥斯曼帝国（14世纪至20世纪初）。在这些情况下， 一个中央国家聚集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依靠它们来统治。这些社会群体包括宗族组织（在古代中国）、封建领主（在法国）、地区精英（在拉丁美洲）、部落或民族群体（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例如，罗伯特 · 贝茨 （Robert  Bates）就认为，法国贵族是部落型的，而且以地方为导向：每个人都依附于某个地方。米格尔·森特诺（Miguel Centeno）将殖民时代拉丁美洲的国家结构描述为这样一个体系：“帝国的每个部分都与中心相连，但单独的区域之间没有联系。”同样，克里斯托弗·克拉珀姆（Christopher Clapham）注意到，在殖民统治下，非洲酋长被限制为“每个酋长国中特定家族的代表”，因此，“在酋长国中创造了一群当地主顾和他们自己的客户”。

在指环型网络的均衡中我称之为“军阀统治下的国家弱化”，一个由专制领导人统治的国家，无力控制社会。因此，社会群体建立了私人秩序机构，以提供安全和正义。国家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种均衡近似于鸦片战争后的帝国主义中国（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前殖民时代（19世纪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后殖民时代（20世纪中期）的中东部分地区。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 间， 一个被削弱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依赖宗族组织的私人秩序机构从国家中独立出来，并越来越多地接管地方行政、税收和国防。在殖民前的非洲，如杰弗里·赫布斯特（Jeffrey Herbst）所言，“权力（相当现实地）被认为是一系列从核心向外辐射的同心圆”。虽然非洲领导人能够控制核心区域，“但在政治核心之外，权力往往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在后殖民时代的利比亚，丽莎·安德森（Lisa  Anderson）指出， 意大利殖民者对前殖民统治的摧毁，最终导致内陆地区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组织原则的复兴。

四、结论

50多年前，约翰·彼得·内特（John  Peter  Nettl） 说：“国家的概念在现在的社会科学中不太流行。”大约20年前，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 说：“在一段学术强调国家理论的时期之后，社会科学对国家的兴趣似乎已经让位于制度主义和社会资本。”

时至今日，这些话仍在回响。然而，本文回顾的书籍表明，在考察人类长期政治发展时，国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在短期内，制度是外生的，对分析有用，但在长期内，它们是内生的。正如斯科特、斯塔萨维奇、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议会、选举和普选花了几个世纪才发展起来，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一直是这种政治发展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他们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历史优势，为国家理论的新扩展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

然而，国家理论家仍然面临着理解国家发展的社会基础的挑战。未来的理论创新可能通过两个潜在的途径进行：将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果联系起来，或者模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边界。我所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2.0”框架正是对此的初步尝试。它代表着探索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第一步。正如我所展示的，这个框架可以阐明前现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案例。在现代，随着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精英们连接社会的方式多样化（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联系），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绘制民主和专制国家的精英社会地貌。通过在多个时间点研究各种案例来继续这一努力，将获得巨大的回报。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北京大学《国家研究》编辑部

〇 排版：张鹭

〇 审校：杨晔 大兰